民信配资端美国飓风灾后重建，为何带来更多社会不公？

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，给美国的“爵士乐之城”新奥尔良带来极大破坏。历经20年，这个城市如今恢复得怎么样了？

在《制造灾难：卡特里娜飓风的人类学研究》一书中，美国人类学者温康妮·亚当斯调查了新奥尔良灾后重建的进展，发现不同阶层所在的区域恢复水平差距很大。白人中产社区早已看不出受灾痕迹，黑人劳工阶层聚居区域的恢复重建则遥遥无期。亚当斯因此指出，以营利为目标展开灾后重建工作，无法有效实现目标，还会导致新的不公平出现。

灾难人类学学者、澳门理工大学副教授张巧运曾在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读博士，持续多年研究灾后社区重建，也读过《制造灾难》一书。今年是卡特里娜飓风灾害20周年，张巧运说，最新数据显示，至今只有接近四分之三的受灾人口回到新奥尔良，而且很大一部分劳工阶层的非裔美国人没有能力回去重建家园。严重的阶层分化是新奥尔良灾后重建的一个突出特点。

不同社区的恢复程度差异明显

2008年，张巧运首次前往新奥尔良，在一个灾后重建研究项目中担任研究助理。距离卡特里娜飓风袭击这座城市已过去三年，张巧运打电话想寻找一些访谈对象了解情况，但上城区的一位社区工作者说：“我们的社区没有灾害”。

上城区是新奥尔良最富裕、美国白人聚居最多的一个区，2008年已看不出受灾迹象。在知名的旅游区域法国区，酒吧、爵士乐演出场地和橄榄球队主场新奥尔良巨蛋都已恢复。而与法国区仅隔着南北向的工业运河、黑人工人阶层聚居的下九区，很多地方却仍是一片狼藉。当时的数据显示，下九区出逃人口只有不足一成返回，而且几乎没有能力重建自家的房子。

《制造灾难》一书中记录了退伍军人布拉德利的遭遇。他曾在邮政局工作到退休，他的妻子格拉迪斯是市政厅的数据录入文员，飓风毁掉了他们在中产社区让蒂伊社区的房子，迫使他们撤离到得克萨斯州。溃坝造成的洪水淹没了他们的家，他们只能靠联邦应急事务管理局提供的2400美元支票和一辆拖车，以及教会募集的一些物资，在自家院子里重建生活。

2005~2008年，布拉德利夫妇花光了积蓄，其5万美元的房屋重建申请多次被拒绝，养老金甚至不够买修缮旧房的建材。2010年，他们终于搬进了新家，这完全依赖于街区志愿者团队的帮助——两年间有800多名志愿者向他们提供了帮助。但亨利已于2008年中风，并于2011年去世。

在大沼泽区，张巧运见证了完全不同的灾后重建过程。这个区地势低，很容易被洪水淹没，政府的重建规划是把居民整体迁走，改建一座公园。但这个中产社区的居民们认为自己有能力重建社区，自发组织与政府博弈，把社区保留了下来。张巧运读博士时所住的房子，也是房东自筹资金完成重建后，改建为公寓并逐步出租的。

2015年是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十周年。统计显示，在飓风之前，新奥尔良近60%的人口是非裔美国人，飓风之后10年，这些非裔美国人只有不到一半有能力回到新奥尔良重建家园。

“灾后重建的关键是形成各方面的合力。但在新奥尔良，体制上的问题无法满足不同阶层社区的需求，这与美国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和价值观有关。”张巧运表示，在灾害来临的时候，人群的脆弱性决定是否会受灾、受灾程度如何，灾难发生之后，人群的韧性决定着恢复重建的效率和水平。人群的脆弱性和韧性都受制于地理位置、基础设施、社会政治组织、生产与分配系统和意识形态，同一场灾害之下，有的地方可以很快恢复，有的地方却一直无法重建。

新自由主义的弊端

由于保险公司拒绝赔偿飓风引发的洪水带来的损失，很多受灾居民感到非常愤怒。海伦·拉马什的家庭在灾害中损失了大量财产，在与家人一起动手清理房子一年半之后，她意识到，保险公司能赔的钱很有限，必须尝试其他渠道。但她尝试过很多申请重建资金的渠道，基本都是上交几厘米厚的文件，最后却被拒绝。海伦原本信赖“自力更生”的传统美式叙事，在遭到公共体制的背叛之后，她也选择了依靠志愿者们的力量。

关于新奥尔良灾后重建的关键因素，温康妮·亚当斯在书中提出，要对“灾难资本主义”作出反思。“在美国，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推崇，以及以私有权为基础的个体主义价值观，决定了恢复重建的基本逻辑和形式，也正是这两个因素制造了新的灾难。美国联邦制的体制下，联邦政府、州政府本质上不承担灾后重建的主要责任，体制不要求他们作出超出紧急救援之外的工作。灾后重建主要依赖市场经济的资源，比如庞大的商业保险、盈利性的公司等。资本是逐利的，按照市场化的逻辑运作，是非常冷血的。有资本的人会更快好起来，无产者更加一无所有。”张巧运说。

书中提到，市场驱动的恢复救援体制所带来的结果，再次展现出了跨越种族和阶层的脆弱性，而脆弱性又加剧了种族和阶层固有的不平等。本来就贫穷的人，恢复得更慢，甚至根本就无法恢复。但即便是原本较为富裕的人，也因为市场驱动的援助基础设施有弊病，被迫陷入债务和脆弱处境中。作者访谈的多名灾民，讲述了他们申请贷款的过程是何等繁琐和屈辱。也有人终于得到了贷款，却觉得并不划算、无法启用。还有人因此背上了新的债务，成为“救援产业”牟利的对象。

尽管众多志愿者和慈善团体投身新奥尔良重建，但在逐利的体制下，“慈善资本主义”也制约着志愿团体的生存和运作。张巧运提到，社会组织和慈善团体本质上也是拥有经济、宗教或职业背景的组织，其诉求和能力有很大区别。比如，在大沼泽区的重建中，教会组织非常强势，还有一位得力的社区领导者在起作用，有律师提供专业服务，一家宗教慈善组织不断派志愿者来帮人们重建房子。但在下九区，教会组织的能力也要弱一些，无力提供足够的支持。

张巧运指出，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倾向的组织有非常大的局限性，很难突破地域、种族和宗教身份的限制，也很难超出所在社区或组织的目标，去做更多事情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最近发布的卡特里娜飓风20周年系列报告，提出慈善组织的有效性和潜力受到政府政策、市场力量、社区领导力、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模式的影响。在新奥尔良，这些因素就包括根深蒂固的种族差异、地方区域和州层面的复杂政治动态，独特的文化资本和飓风前后带来的经济挑战。